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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支持死後捐贈器官，所以自中學開始，我已隨身携帶器官捐贈卡，家人亦知道我的意願。
若我在適當時候死亡，我可以捐贈的身體部份包括心、肺、肝、胰、腎、腸、眼角膜、皮膚、骨骼、幹細胞等等。
但是否可以捐贈器官，有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例如死因會否令器官壞死，死亡時是否在有足夠設備的醫院等待。
我時常想，人死後，一具死屍，怎樣可以用得盡，幫到更多人？
終於因緣際遇，我在這本書找到答案。
Stiff : The Curious Lives of Human Cadavers (by Mary Roach)
一個人體軀殼，可以：
讓醫科學生作解剖之用。(這用途最常見，但一具完整的屍體不是太容易獲取。)
測試車輛安全設備，例如安全帶及安全氣袋。(你平時在電視見到有公仔作測試，只是一部份，若沒有真人屍體作最後測試，就不會知道撞擊時肋骨及體內器官如心、肺可承受的壓力。)
測試更安全的壘球。(以前很多小朋友被壘球撞到眼睛會令他們失明，壘球製造商之後用死屍頭部作測試，讓壘球不停撞擊，直至研製到一款物質的軟硬度可適合當壘球又不會弄盲眼。)
讓整容醫生練習拉面皮或其他微細手術如鼻樑手術。(你不會認為整容醫生都是用活人作練習吧！)
真人CSI。(在美國的University of Tennessee Medical Centre，擁有全球唯一「戶內戶外」鑑證研究所。研究所將屍體擺放在不同的室內及室外環境，極熱極冷，不同濕度，浸在湖中，然後每天觀察及紀錄屍體的腐化程度，作鑑證科學數據。這些數據對各地的CSI都非常重要。)
不只是屍體，美國也擁有唯一的腦細胞銀行，腦細胞研究主要是為了了解老人癡呆症或帕金遜等與腦細胞有關的病患。沒有這些病患的人也可在死後向銀行捐贈細胞，因為它們需要正常腦細胞作控制比較。
以上列出只是一部份，我想大家知道，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可以對仍在世的人，作多麼重要的貢獻。
或許我真是怪人，當我知道會移居美國時，令我興奮之一，是知道我的屍體可作更大貢獻。
何況，一個典型的葬禮及墓地，閑閑地幾萬美金，連婚禮也不太重視的我，更不會浪費這些金錢將自己埋在地底，我在美亦沒有親人後人，一個被荒廢的墓地，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
在結婚時，我已把這意願告知老公，我知道他會幫助我完成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決定。或許亦要告知老爺奶奶，作多重準備，要知道，意外難免，我不想被意外地埋在地底或無故燒毀成灰。
2009年1月20日，奧巴馬宣誓就任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
可以說的有很多，也不知從何說起。
在百萬冒寒觀看就職典禮的群眾中，特別令我感動的是見到眾多的有色人種及年輕人。
奧巴馬是少數不只向傳媒、不只向政客、不只向說客說話的政治家；他的演說對象，向來都是你與我，每一個平凡，但對他來說一樣重視的普通人。
因為他的信念，因為美國選民支持改變，相信改變，讓全世界重新對美國存有正面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無論奧巴馬如何有遠見，如何能幹，如何努力，只靠他一人，甚至只靠他領導的政府，都不可能解決美國及世界正面對的嚴峻問題。
他為美國人付出，他也呼籲美國人為國、為社會付出......
若他不辜負我們，我們亦應該不辜負他吧！
你準備好未？
上回提到爸爸工作每天早出晚歸，而媽媽在生了姐姐後，就留在家當全職主婦，持家的責任，就自然落在媽媽身上。
諷刺的是，媽媽可算是一個比較懶的人，對家務、照顧小孩等家庭主婦的職責都不感興趣。這可能是因為她年輕時是富貴人家的女兒，成長都有「妹仔」服侍所至。
什麼叫做懶？舉些例子吧。
媽媽不喜歡早起，故從未在我們上學的時候同時起床，我至今未吃過一次媽媽煮，甚至買回家的早餐。
家務在我有記憶以來，就是我們姐弟分工做的，二姐8歲開始煮飯，每天的打掃，洗碗碟，洗熨衣服，都是我們負責的。媽媽除了煮一頓晚飯外，基本上是不會做其他家務的，我們就是媽媽的妹仔。
童年可怕的回憶，有兩樣令我特別深刻。
小時候，我們是用火水爐燒熱水洗澡的。我也不記得從幾多歲開始，要自己從高高的灶頭抽起一大煲熱水再混凍水作洗澡之用。因為太年輕，個子小又矮，抽起水煲時雙手要提高過我的頭才能拿起水煲。我一直很害怕會不夠力，水煲會拖下火水爐引至火災。我想說的是，我當年只是小學生(因12歲搬到較大的單位後終於裝了熱水爐)，小時候瘦得像皮包骨，一煲熱水就相等我三份一或四份一體重。
時至今日，我仍偶爾發有關滾水或火水爐的惡夢。
另一樣害怕的，是小時候生病。
平時自己照顧自己已習慣了，但做個小朋友生病不舒服也希望得到關懷吧。每次病到自己覺得需要看醫生時，都很害怕，因為跟媽媽提起生病一定捱罵。或許她怕麻煩，或許她怕付醫藥費打亂預算，總之向她提起要看醫生一定捱罵。罵完之後，還要自己換衣服，自己獨個兒去看屋邨裡的醫生，回家自己定時定候吃藥，因為沒有其他人會照顧你。
小時候不懂得比較，不知道什麼是被照顧，只是在生病時，才會覺得自己真的很可憐。
或許你會問，其他姐弟呢？不互相照顧嗎？
媽媽一直教導我們每一個要獨立，遇到問題要自己解決。其中一樣令我最遺憾的事，就是媽媽沒有鼓勵我們要相親相愛。她從不會叫姐姐們照顧我們，不會叫她們帶我們上街或一起玩耍。有時候，她在言語間還會離間我們，我最記得的是，小學我們讀同一所學校，媽媽總是在鄰居親戚面前說：「小的兩個(包括我)讀書比大的三個差得多。」(我小學時，成績最差是全級考第六。)
慶幸我們姐弟妹間從小不爭吵，不互相妒忌。但因為從小就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朋友及生活圈子，故我們很少交談，基本上是沒有交談過。可以說，雖然我很愛我的姐弟，但對他們實在陌生。
如何陌生？我們不向家人說自己的事的例子有：
大姐結婚時，我們全家才第一次見大姐夫。
二姐在申請移民成功後，準備離港前才通知家人。
我亦是在移民前幾星期才通知家人，當時他們未見過我的未婚夫。
對三姐的生活，我們更一無所知。
活到今天邁向40歲，我沒有跟任何姐弟吃過一頓飯。
或者你會說，有心不太遲，現在仍可以開始關係。
我想，我們都接受了「家」不是可傾訴的地方，我們從沒談過「家」的問題，即使過節吃飯，也只會談論一些跟自身無關的事。雖然我很喜歡我的姐弟，他們都是正直、心地善良又負責任的人，但我們的陌生程度，已有點「蘇州過後」。
我只好說，身為父母，一定要教導子女要相親相愛。
說了這麼多，那媽媽是否一無是處？
當然「不」！
媽媽可能不太愛錫子女，但不重男輕女，而且十分正義。
是媽媽從小堅持我們一起看新聞、看報紙、關心社會、關心時事。
是媽媽令我們有良好的家教。小時候出外吃飯，她一定不讓我們四處走或打擾別人交談，在外走路時一定要一個跟一個，不能一字排開阻礙其他人。
是媽媽令我們有極大的自由，你可以說她不理我們，但從小就教導我們是非對錯，即使有極大的自由，我們沒有一個學壞。我們挑選中學、讀什麼科目、大學選科、職業、伴侶選擇，她從不批評，就是信任跟尊重。我大學主修哲學，你可以想像大部份家長的反應會是怎樣？
媽媽對大姐跟弟弟的兩位家傭都很好，所有你聽到有關對家傭不好的狀況，在我家一定不會發生。出外食飯一定提醒她們什麼餸菜有豬肉，甚至不叫有豬肉的餸菜免麻煩。我們一定等她們完成工作一起開飯。可以說，媽媽知道她們離鄉別井打工，對她倆比對自己的兒女還要好。
我長大了，見人多了，就知道這些都不是必然的。
還有幾件事，可以展示我媽媽是多麼前衛。
我大學時十分活躍於學生社會運動，示威遊行常有發生，遇到警民衝突就有機會在電視新聞出現。當其他同學們不停收到父母追電、被痛罵、被要求立即回家時，我是唯一一個不需要擔心這些的。媽媽在電視見到我，最多會說句笑：「電視影到你打呵欠，很醜怪呢！」
1989年，我中五畢業時有機會到美國當交換生。媽媽沒有為我出國作任何衣食的準備，只是叫在報館當記者的大姐把十多本六四屠城的相集帶回家，千叮萬祝我到美國時要向外國人說明六四屠城的事實。
你看我媽有多「型」。別人在煩媽媽囉唆，與姨媽姑姐多是非，與別人比較給兒女壓力，這種種在我媽身上都找不到。
沒有媽媽，我們姐弟妹就沒有關心別人、關心社會的意識。沒有媽媽，我們也不會有知識、有膽量、有智慧去應付生活的起與跌。
我曾面對過的經歷、接觸過的人和事，都不是大部份人遇過的(10個blog也寫不完)。我相信沒有媽媽，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些機會，亦不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對。
小時候，只會集中媽媽的不是，很怒她。但人大了，見識多了，尤其見到不同面貌的人，知道自己面對困難時的應變與他們的分別，就感受到媽媽對我們直接或間接的正面影響是多重要。
依我自己分析，媽媽實在未有因生活的改變而做好調節。爸爸咬緊牙關在地盤工作，媽媽雖然知道若留在大陸可能受更多苦，但突然由千金小姐變為屈在公共屋邨，一屋兒女，生活又艱苦的現實，她有點承受不來。媽媽是一個非常聰明，見識多的人，我想她原本一定對未來有更宏大的憧憬，只當一個家庭主婦，一個媽媽，我想她有不少的失望。
之前提到農曆年爸媽一定回鄉。其實解放後他們就很喜歡回鄉，一來探望兩個姐姐及他倆的好同學/朋友，二來鄉下擁有他倆生活最愉快的回憶，也可暫時逃離香港現實生活的殘酷。
成長的事，已經過去，為過去又不能改變的事纏繞太多，埋怨太多，就是為自己找藉口。我不想為自己找藉口。
那麼，是否現在一切正常呢？
我剛在去年9月回港，在爸媽家住了兩星期。這次是自從大學後第一次回家住。
每日起床爸媽已離去飲茶看孫，他們從不叫我一起去，亦不會問是否需要買外賣給我，我每天都是一個人到茶餐廳吃午餐。
第一個星期因時差調不好很疲倦，沒有多約會朋友。媽媽忍不住說了「為何你不出外？你在家食晚飯我又要苦惱煮什麼，你二姐回來時也不是這樣的，她有很多節目不用我煩惱。」
到第二個星期，我忍不住問媽媽「為什麼你們不煲湯？」知道女兒在海外沒有任何湯水，她就是沒想過為我煲湯。
這些也沒什麼。
我回港時剛是中秋節，平時我們多是晚上7時開飯的，今次媽媽突然提早到6時半，但沒有特別提醒三姐。三姐在電視台工作，很少可以節日放假，難得她那天放假，去了石澳游泳，知道提早吃飯後，已趕不及6時半回到家。
媽媽就是不等她，6時半開飯。
三姐7時多趕回家，其他人已吃完離開飯桌了。三姐獨自一個人坐在飯桌一角吃媽媽留下的飯餸。這是中秋節啊！我心裡很不舒服，沒有離開飯桌，靜靜坐在三姐對面看她吃做節的飯。
晚上8時，所有人已走了。我實在不明白為何不可以等三姐回來一起吃飯。晚上睡覺時回想這件事，我忍不住哭了。
其實到了第二個星期，我已經跟老公說我想回美國了。我是十分想念香港的，要令我想回美，你可以想像我在家的兩星期過得多不開心。
雖然我們都成長了，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我的媽媽，仍然是那個不太愛護，不太照顧自己兒女的媽媽。
之前提到我家的「反傳統」，或者讀了多篇我的網誌，讀者都開始察覺我也有一點「反傳統」。
我相信，寫多一點關於我的家，我的父母，你們或會明白多一些我有點奇奇怪怪的原因。
先說一點爸媽的背景。
爸媽是中學同學，兩個的家境都不錯，爸爸家做小生意，媽媽更是大地主的女兒。大概是知道政局不穩，他倆約廿歲時偷渡到香港。
兩個到香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倆與家人失去聯絡。在大陸他們原是小學老師，但在香港他們的學歷不被承認。為了生計，爸爸到地盤工作，媽媽到工廠當車衣女工。他倆同時組織家庭，在六年之內生了5個小朋友。
「文革」一劫十年，七十年代尾終於解放，爸媽自己逃過大難，但兩家被抄家，所有財富被充公了。媽媽得到惡耗，公公婆婆被鬥死。(婆婆是在公公死後，抵受不住傷痛及精神虐待，精神崩潰吊頸自殺死的。)兩個姨媽也被鬥得很慘，要互相批鬥揭發才可繼續生存。
說回我爸爸，他比較簡單。爸爸是一個平易近人又樂天的老好人。他說話不多，但非常勤力及負責任。在建築業工作了四十多年，從沒怨言，不飲酒、不賭博、不問回報，從不打罵我們，從未試過發脾氣，所有薪金都給媽媽作家用。
遺憾的是，在地盤工作，沒有休息日，從小到大，我都只是可以晚飯時見到他一陣子，也不敢打擾他早睡。所以，我們跟他很少交談，他對我們的了解亦非常有限。我記得小時候，爸爸常常把我們的年紀、班級、甚至名字說錯。
但對爸爸，我只有敬重及愛護。我們兄弟姐妹在工作上都很勤奮，不是得過且過的人，我知道都是學習爸爸的。
而且，爸爸年輕時是體育老師，我們的運動細胞有遺傳吧！
媽媽，比較難說，讓我組織一下，下回分解。
還有過多星期，就農曆新年了。
我從小就一直很喜愛農曆新年這節日，家人團圓，穿新衣，拜年探親等。
很可惜，從小都沒機會享受過。
我家雖然人多，但父母很不傳統，尤其是媽媽。她不喜歡烹飪，所以過時過節都不會煮節日食品，我們亦養成沒有吃油角、蘿蔔糕的習慣。大約小學畢業後，家裡更沒放置全盒、糖果等，最多只是放些瓜子。
可能媽媽覺得帶五兄弟姐妹乘公共交通工具太麻煩，所以拜年也在我小學時停止了。爸媽仍會到外出拜年，只是遺下小朋友在家等利是。
亦大約在這時候，爸媽開始每年回鄉過年(避年)，一去就十天八天，我們只好留在家「自己顧自己」。
最可憐是，八十年代，沒有舖頭食肆甚至超市會在農曆年開市，所以在我成長的農曆年，都是在出前一丁、金寶罐頭湯及公仔點心中渡過。當然大了，至少可以到茶餐廳過年。
沒有出外拜年，沒開年飯，沒過節食品，我由幾歲至大學的農曆年，就是這樣渡過。因為家也沒有人，大學及出來工作後，更沒需要回家了。
老實說，我很羨慕別人可以高高興興的過年，出外見到小朋友出外拜年也很羨慕。成長後有時朋友知道我新年沒家可歸，也會邀請我到她們家團拜，雖然感覺怪怪的，也心裡我很感激她們。
現在居住在一個沒中國人的鄉鎮，距離慶祝農曆年的可能性更低。幸好我也記得寄利是回香港給兩個姨甥。
可能，我跟農曆新年沒有緣份吧！
這可能就是訓練出非常獨立成熟小朋友的代價。但如果可以時光倒流，我希望可以享受農曆新年。
居美同胞，請容許我日哦夜哦一次。
這個冬天已經比平常凍，聖誕前多個州已下了厚厚的雪。
這星期將有寒流襲美，連南部我所在的州份，星期四的最低氣溫預測是華氏12度(攝氏-11度)。芝加哥星期四晚更會降至華氏-10度(攝氏-23度)，除了西岸中南部外，這寒流將會影響美國大部份地區。
藉此提醒各位居美同胞，要駕駛的檢查車輛性能(電磁、車胎等)，路面結冰濕滑小心「跣」(hydroplaning)。出外鏟雪要帶手套，小心手指、面部或任何外露地方會凍傷，明州就有一位先生在家外鏟雪45分鐘，手指就受到二級凍傷。
因有機會停電，補給日常用品(電筒、電磁、糧水等)。注意停電後的應變，雪櫃的食物變壞，停暖氣，是否可以向親友借宿等(我去年試過一次)。
大人小朋友保暖要緊，小心身體。
經過十年老鼠仔實驗後，香港政府再為教學語言作政策改變，各中學可自行設立中文班及英文班。
有說這是當局間接承認母語教學的失敗。
你問我，母語教學沒有失敗。
從來在香港教育制度失敗的，都是讀不到書的學生。
可能為免父母失望、小朋友失望，大家總主觀認為(期望)，所有學生的理解能力、吸收能力、應對能力均等，那麼「我」的小朋友跟其他小朋友的機會就會相約。
殘酷的現實是，學術能力，跟運動技能，或藝術細胞等，後天被動性的培養，某程度只是附助性質；關鍵仍取決於先天條件，及個人的主動性及毅力。
當有人質疑香港的大學生表現每況愈下時，我記得有一位大學校長說過，香港頂尖學生(Top 20%)的學術能力沒變過。其實變了的，只是收生條件降低了。
香港由只有兩間大學，變成七間大學，還有無數遙距學位課程...... 我不明白，為何社會仍認為持有大學學位能證明什麼。
愈說愈遠，說回教學語言。
有說英語教學為香港學生設額外學習障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五兄弟姐妹在同一普通小學畢業，成績差不多，父母不懂一句英文。
當年經學能測驗派位，兩個派到中文中學，兩個派到英文中學(包括我)，一個派到工業中學，都是不錯的中學。
經中一編班試後，我被派到D班(A班成績最好)，上英文科還被派到輔導班，不能跟同班同學一起上課。
更恐怖的是，我的英文中學，是真正的英文中學，除了中文及中史，其他所有科目都是「全英語」教學(數學、物理、宗教等)。有很多位老師，雖然是香港人，在香港師範學院畢業，但直至我畢業，仍未聽過她們說過一句廣東話。
你可以想像，中一第一個學期，對我來說是何等不可思議，我以為自己到了外星！
但畢竟，我仍是個12歲的小朋友，有小朋友吸收語言的能力，每天被全英語環境包圍，過了一個學期之後，就開始跟得上，明白老師的課堂。
不單只是我，其他同學的情況也一樣。
我一直相信，關鍵在於學校的政策及老師的堅持，無論A班至E班，要解釋任何困難的課題，老師都只用英語簡化再簡化，絕對不會突然變「雙頻」，也不會用港式英語。校長更有先見之明，早於80年代已聘請外籍老師，還特別編派他們到D或E班作班主任，每天跟學生溝通。在眾多英語中學之中，我們是少有可以在校際英文辯論比賽中，嬴到香港的國際學校。
語言能力，是從小「浸」出來的。我相當肯定，我校的學生在「理解」學科內容上沒有大困難，至於學業成績的分野，就取決於學生個別的先天學術潛質及勤力與否。起碼，我們都明白課程內容。
所以，我認為過去十年，母語教學沒有提升非英語學科的成績，只是因為讀不成書的主因，就是讀不成書，與教學語言沒直接關係。
若教學語言沒關係，那麼，為何要回復英語教學？
答案亦可從我家兄弟姐妹的故事找到。
五個小朋友，雖然會考成績相約，各人亦有個別的專業及事業；但中、英語均流利的，就只有被派往英文中學讀書的兩個，在香港、在海外工作、發展及生活均沒問題。
若想自己的小朋友有「全球性」發展的機會，英語教學是唯一選擇。
補充：我本身認為學術能力不代表一切，讀書成績好亦不代表什麼。生活做人的智慧，以至成長後成功與否，跟學歷沒直接關係。我只是想指出，即使有同樣的老師、同樣的教學環境，真的不是人人都懂得讀書、考試。
